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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乡村调研|农村防疫要充分发挥网络和年轻人的作用

作者:admin  时间:2020-02-04 13:07  人气:145 ℃

第二,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的治理资源有限,难以在农村社会中实现精细化防控。我们村是由三个自然村合并而成,人口多达3000余人,由于地处山区,大多数村民都是在道路两边建房居住,十分分散。同时,村里的道路极为复杂,据我所知,我们村至少有5条公路可以出村,还有很多林间小路。面对这样庞大的人口、分散的居住状况和复杂的交通情况,我们村的治理资源却极为有限,两委干部仅有5人,外加10名小组长,村集体经济更是孱弱,一直处于负债当中,这导致我们的防疫工作倍加困难。在进行交通管制的时候,村级组织根本无法实现对全部道路的精细管控,只能抓大放小;在对疫区返乡人员进行排查和隔离的时候,村级组织也不可能对全部武汉返乡人员进行实时监督。虽然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做了很多工作,但防疫的效果全凭村民自觉。

首先,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来防范病毒传播。1月24日,宜昌市全面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响应,当天14时起,宜昌市区所有客运交通暂停运营,出租车和网约车严禁出城区。1月25日早上6时起,宜昌市对全市高速公路和普通公路实行交通管制,全市进入交通封闭状态。在我们村,1月24日就封闭了村与村之间的道路,一开始采取的方式十分“硬核”,用石头和货车直接堵路,现在已换上了可以开关的栏杆。

其次,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要行动起来,深入到村民家中,积极动员群众响应防疫工作号召。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是国家在村里的代表,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因而他们的动员行为不仅具有治理意义和宣传意义,更重要的是具有“信号意义”,对于农民而言,能让乡镇干部和村干部忙活起来,找上门来的事情必然都是重要的事情。

交通管制基本杜绝了群众在乡镇之间的流动,排查工作实现了对城镇社区返乡人员的全面监控,但在农村社会,这些措施起到的作用依然有限。据我观察,村民虽然不在乡镇之间进行流动,但是在村与村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的流动却依然频繁;返乡人员的隔离工作也并不到位,我的一位同村表弟,和我一样从武汉回来,年前还在宜昌打工,回来了还常到我家串门;不仅如此,村民对集体活动依然保持了高度热情,例如我外婆的村里,除夕当晚村民还一起集资举办了联欢晚会。村里疫情防控工作呈现出一种“外紧内松”的状态,很多村民依然我行我素。这一结果的形成存在三个重要原因。

其次,建立了精确到人的排查体系。对武汉等疫区返乡人员进行实名登记,填写健康登记卡,做到“人员全登记、健康全监测、活动全管理”。督促疫区返乡人员严格落实自我隔离措施,并在门前悬挂隔离标识。村干部天天给我父母打电话询问我的情况,我家门上也被贴上了“武汉返乡人员,请居家留观”的告示。

第三,村庄社会充满复杂的人情关系,这些人情关系会软化防控措施。防控措施必须依靠村干部和小组长来完成,这就给了村民利用人情关系软化疫情防控措施的空间。例如我们镇内部的道路虽然都封锁了,但是主要的交通要道都是采用“栏杆 人工”的方式进行管制,一些村民想出村,只要给看守人员“打个招呼”,就可以在村与村之间流动。

我家位于湖北省宜昌市,截至2月2日24时,宜昌市累计报告新型肺炎确诊病例392例,死亡1例。宜昌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任重道远。

二、第一阶段疫情防控工作效果有限

我的家乡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得比较早,1月20日之前,就要求返乡人员到卫生院登记和测量体温。我1月20日到家,1月21日就收到通知,要去卫生院登记并测量体温。接下来,随之疫情越来越严峻,我的家乡也进一步采取了更严格的措施。

要想在农村社会中贯彻好防疫措施,一定要让村民认识到疫情的严峻性和防疫的重要性。当村民建立了正确的认知之后,才会被动员起来,自觉参与到疫情防控战斗中,农村的疫情防控工作也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在武汉上学,1月20日回的老家。作为一名“武汉返乡人员”,我是我们村疫情防控的主要对象之一。在我看来,我们村的疫情防控状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以1月26日(正月初二)为分界点,两个阶段的疫情防控效果相差甚大,对比来看,农村疫情防控的关键是建立村民对疫情的正确认识,引导村民自发防控。希望这份调研报告能对广大农村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有借鉴价值。

农村的疫情防控工作与城市不同,相较于城市,农村社会是高度不规则的。疫情防控方案在农村社会如何落地是防控的难点。

三、第二个阶段的疫情防控工作

四、农村疫情防控要依靠哪些力量

(作者望超凡系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第二阶段,一个重要的转变在于村民对疫情态度逐渐严肃起来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宣传工作的逐渐加强。

一、第一阶段的疫情防控工作

首先,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要强化对疫情的宣传工作,很多村民最先是通过抖音和微信来了解到疫情的,因而在农村疫情防控中,需要灵活使用网络渠道来进行疫情信息的迅速传递,例如我们村从1月25日开始就每天在村里的微信群中发布信息,进行号召,效果十分理想。

在交通管控上,当村民转变了认识后,走亲访友的情况自然就少了。例如在我们村,现在几乎所有村民都是在自己家里独自烤火,走亲访友的情况基本绝迹;在对返乡人员隔离留观的问题上,一些需要隔离的村民自己的隔离意识都逐渐加强,即使有的村民不自觉,其他村民也会主动将其劝返。例如我本人,1月27日在家里实在闲得无聊,准备到后山上爬爬山,但是在路过一户邻居的家门口时,被其要求不要过他家门口,于是我只好悻悻而归;我们村一位80岁的老人于除夕当天不幸离世。按照我们当地的习俗,儿子必须要好好地为老人办一个葬礼,表示孝心。但由于大家都有了防范意识,结果连抬死者上山的人的找不到了,一直等到村干部帮助找人,才找到了几个愿意帮忙的村民。至于那些办寿宴和小孩周岁宴席的村民,更是早早自行取消了。

最后,在对村民进行动员时,可以灵活地使用“年轻人”这一治理资源。虽然同样是农村居民,但是年轻人和中老年人对于疫情的认知存在着极大的差异,相较于中老年人,年轻人对于疫情的认知显然更为迅速,因此,在发动村民参与疫情防控的时候,可以以年轻人为突破口,将其变成疫情防控的重要资源,利用他们来改变家中中老年人对于疫情的认知,进而实现对全体村民的动员。

最后,严禁举办多人聚集的酒席宴会、文体娱乐活动。在我家乡,春节前后是人们举办酒席的最为密集的时期,今年由于疫情防控,给这个“传统风俗”刹了个车。

此外,我们村还采用了给垃圾箱消毒等其他防疫措施。

第一,村民对于疫情的认识并不清晰。很多村民都认为我们村地处大山当中,“病毒再厉害,怎么可能到我们这里呢?”年前当我让父亲帮我去村卫生室买温度计和口罩的时候,父亲还斥责我,“搞得这么夸张干什么?”不仅是我的父亲,其他村民对于疫情的认识也大多如此,腊月二十九(1月23日),我们村还有很多村民到镇上去买菜、办年货、走亲访友。当村民缺乏防疫意识的时候,就不会主动地采取防疫措施,而是将各种防疫措施看作是对自己的束缚,只要有机会,村民就会“钻空子”。

首先,社交网络对疫情信息的频繁传递让村民逐渐了解到了疫情的严峻性。在我们村,村民获取疫情信息的第一个渠道是微信和抖音等网络媒体。例如我母亲每天都会关注网上的信息,查看每天全国的确诊人数等相关数据,由于最近确诊人数剧增,母亲开始将疫情比作“瘟疫”。

其次,政府和村级组织也加强了对疫情和防疫知识的宣传。1月27日,宜昌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地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大防控知识的宣教力度。当天我们村就做出了响应,安排了一辆车,载着一个大喇叭,播放着各种防疫顺口溜,例如“不走亲不访友,不在外面到处走”、“出门必须戴口罩,人多不去凑热闹”等,这些顺口溜朗朗上口,深入人心。不仅如此,像我这种需要重点关注的武汉返乡人员,还经常有村干部上门进行教育宣传。实际上,政府和村级组织的宣传并非是具有多强的专业性,而是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当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展开密集的宣传工作之后,村民马上就认识到了“政府都这么重视了,看来这一次的情况真的很严重”。有了村民的认同,各种疫情防控规定和措施在执行时就简单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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