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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工作、江西探亲、湖南过年:疫情下一位返乡学者的生活

作者:admin  时间:2020-02-03 20:13  人气:166 ℃

武汉“封城”的当天,母亲便接连打了几个电话过来。起初电话没接到,她后来连续打了几个电话。接通电话之后,电话那头母亲表示出对武汉“封城”、肺炎疫情的高度焦虑,急切地询问我们的身体状况。此后,母亲每天都和我通话,聊聊疫情的相关情况,询问我们的身体状况。“儿行千里母担忧”,尤其在肺炎疫情阴影的笼罩之下,母亲的急切、焦虑之心更为彰显。

回到县城的前两天一切似乎都比较平静。20日当天晚上,舅舅、舅妈还特意在我们回家之后赶来一起吃晚饭。他们似乎对这次肺炎疫情也不知情,期间也无人提起这次疫情。22日晚上,表哥、表嫂俩还来到我们家里送请帖,邀请我们参加表侄女计划于正月十九举办的婚庆喜宴。期间大家似乎对武汉肺炎疫情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紧张和关切的情绪。

三、被疫情改变的生活

我们回到湖南之后,从新闻中了解到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分别就疫情防控工作作出指示和批示。这说明武汉肺炎疫情已经引起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我们回到湖南的前两天并未收到社区或卫生部门的信息和电话。我在1月21日还去了城里某公园跑步锻炼。路过一条人流密集的街道,眼见众人还是跟平常一样,没有采取戴口罩等任何防护措施。我自己则小心地避开接触所有人群。

我还注意到,严重的疫情在渐渐渗透和改变着家庭生活方式。我们都格外关注家庭卫生,强化了对病毒的忌讳和防范。就在大年三十那天,家里杀完鸡之后,岳母特意用84消毒液对地面进行了消毒。正月初五那天晚上,岳母还专门用脸盆端着一块热气腾腾的醋块让我们每个人凑前去熏一会,然后在客厅和房间的各个角落进行熏防。据说主要目的是杀毒。随后,她又用浸泡了84消毒液的拖把把客厅、房间的地板全部拖了一边,口里还念叨着“以后每天都要消一下毒”。

按照惯例,年初我们要去给舅舅、伯伯、叔叔、婶婶、小姨等长辈拜年。但考虑到我们才从武汉回来没几天,同时也担心其他可能存在的潜在感染风险,妻子在大年三十那天跟岳母提议不到亲戚家拜年。我也附和了这一提议。岳母也很快表示同意这一提议。吃过年饭之后,岳母和妻子便开始给那些亲戚打电话,说明现在疫情形势严峻,不适合当面拜年,待疫情缓解之后再说。亲戚们也都表示非常理解和支持。随后,网上也出现了各地政府要求春节期间不聚会、不串门、不办喜事等的倡议。

我的一些朋友,从武汉返乡之后,按照要求居家隔离,并将信息上报到社区,但不久其信息即被泄漏。邻居传言说小区里面住了有从武汉回来的人。久而久之,流言变成了小区里面有武汉返乡的人感染了“新冠”肺炎。这朋友因此遭到邻居的骚扰。恐惧、担忧充斥于心。另有朋友从武汉返乡之后,被村里邻居、亲戚视为“异类”,避而远之。原本在村庄中极有面子的一家人一夜之间似乎成了村庄中的“边缘人”。他们后悔过年前“逃离”武汉返乡,并恨不得早日返回武汉。还有朋友的家人因为在当地实施集中隔离政策,他们害怕被折腾、被集中隔离导致交叉感染,日夜胆战心惊,本来身体正常的也吓出病来了。

另据母亲讲述,1月26日下午,江西老家乡里和村里的干部共计4人还亲自登门来到我家,了解我是否返乡。据母亲说去年冬天时村支部书记曾打电话给她,询问我今年是否会回家过年。村支书说明的缘由是,乡党委书记跟他说县里的某干部找我,希望我回家之后跟他们说一声,跟他们见个面。母亲当时跟村支书回答的是说我可能会回家过年。但我上次1月份回家只在家呆了1天就离开了,并没有抽出时间去跟县乡干部见面。此次疫情爆发之后,这些乡村干部来我家,在获知我未回去过年之后,他们应该放心了许多。

多个部门都涉及疫情防控工作,每个部门都按照自己的工作内容和要求开展疫情防控工作,从而要求下级和公众提供不同的信息。此外,上级拥有对下级的检查验收权,上级可以根据要求督查下级工作开展情况,也可以越过下级直接对接民众获得当地工作情况信息。考虑到疫情防控既是政府的职责,又是公民的责任,我们都尽力配合他们的工作要求。

一、一切依然静悄悄

这段时间我每天都不由自主地关注着有关新冠的新闻,尤其是重要的新闻。群里聊的,朋友圈发的,媒体重磅报道的,几乎都是关于疫情的信息。眼下除了疫情之外,似乎也没有值得特别关注的其他信息。我每天也和一些同学、朋友交流着关于新冠肺炎的问题。虽然一些专家认为这次新冠病毒的传染性强、病毒性弱,感染者死亡率较低,且死亡病例大都是老年人且本身拥有各种基础性疾病。但是这些东西我们自己又并不能真正都解释清楚。

大年三十晚上,我和母亲通电话时,她说我们老家邻县已经出现了一例“新冠”肺炎患者。她还讲了她听到的一个传言,说有一个人感染了肺炎之后逃跑了,工作人员四处搜寻都没有捉到。这些传言都无法证实,但从一个侧面彰显出社会公众对疫情的紧张情绪。

作为凡人,我们都不可避免地虑及自身的安全。这段时间,我常在家里回想着自己所有可能感染病毒的场景。在1月19日之前,我们身在武汉,暴露于各种会议、聚餐等活动中,还搭乘高铁、坐出租车、集中批阅研究生试卷、行走于行人密集区域等。以上所有场合,只要存在病毒源,那么我都有感染的可能。如此细想,难免后怕。直到20日自驾离开武汉之后,才算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区域。

但形势正在悄悄起变化。1月23日一大早,就传来武汉“封城”的消息。各大官媒、微信等等都在传播有关武汉“封城”和肺炎疫情扩散的信息。“新冠”“肺炎”成为国人关注的热词,武汉也成为众人口中谈起最多的城市。

因为疫情,因为心中忐忑,这次过年变得索然无味,连往年异常期待的春节联欢晚会也无心观看。大年三十晚上,我十点钟就上床休息了。小孩儿们则继续观看晚会,等待农历跨年的烟花鞭炮声。与往年不同,这次从媒体上似乎没怎么看到关于春晚的讨论。

1月27日,也就是我们回家的第8天,妻子出现了轻微咳嗽,体温倒正常。这让我们顿时感到紧张。在疫情爆发的当下,身体的任何一点异样都会迫使我们将其与“新冠”病毒联系起来。我们内心纠结着,要不要跟相关部门报告咳嗽的情况?如果真的感染了病毒,上报肯定是必须的。而且我们一家人都是密切接触者。如果只是一般的咳嗽,上报之后万一被要求去医院检查怎么办?医院现在是高危场所。此前也有报道说一些人在医院就诊过程中感染了“新冠”病毒。所幸过了一天之后,妻子的咳嗽症状有明显好转。我们后来也将这一情况报告到了社区,社区未提出进一步要求。但我们一家人内心却并不踏实。14天过后,一切正常,我们心里的石头才能落地。

因家父身体不好,我决定1月17日乘坐高铁返回江西老家。就在1月16日傍晚,我在参加完一次会议之后跑到药房购买口罩,以加强防备。当时一次性医用口罩价格尚未上涨。在我购买口罩的同时,也有数人进入药房购买口罩和板蓝根。药房营业员随口抛出了一句:“是不是现在武汉肺炎又闹厉害了?”我隐隐感觉到一股紧张的氛围开始涌现。

二、紧张情绪渐渐发酵

以往每次回到湖南家里,都比较平静。因我们住在城里的小区,城市社区基本上是个陌生人社会,邻居相互之间基本没有来往。我们跟政府部门也很少打交道。但今年颇为不同,平素无人理会的我们猛然间成为了政府重点关注的对象。1月23日下午,社区干部便打电话过来,要求登记返乡、身体状况等相关信息,并特别叮嘱居家隔离。1月25日,我们又接到市卫健局的电话,了解返乡、身体状况等信息。1月27日,据坊间传闻,微信里面流传着一份市防控指挥部的内部通报,说本市出现2例确诊病例。当天,市里所有公交车全部停运。周围气氛变得愈发紧张。当天下午,社区干部又来电话要求每天上、下午各测量一次体温并上报。1月28日晚,我们又接到自称市宣传部工作人员的来电,要求了解相关情况。总之,我们返乡之后不到10天时间,已经接到市、街道、社区、卫健局、宣传部、教育局等各部门电话不少于十来个。我们还填写了来自社区、卫健局、教育局和疫情防控指挥部等多个部门的表格。

我回到江西老家之后,出乎意料地发现大家对于武汉的肺炎疫情几乎都不太了解,也没人谈及这次疫情,更谈不上采取防护措施了。

1月19日,我又乘坐高铁返回武汉。此时,我明显感受到武汉的肺炎疫情气氛已经比之前更紧张。第二天,我们准备自驾回湖南过年。早上碰到一老家在河北的同事,他说他们本来购买了回家的高铁车票,但因害怕在高铁上感染肺炎,因此退订了高铁票,选择自驾12小时回家。

早在去年12月底,我们就从媒体新闻中获知了有关武汉“新冠”肺炎的信息。但早期说是“可防可控”、“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的证据”,所以似乎都没人太把这一疫情当回事。所有的聚会、活动都还照常进行。到了1月中旬左右,网上关于疫情的传言开始增多,坊间流传着肺炎传染的言论,公众的紧张、不安情绪开始出现。

回家之后,我便每天掰着手指头数天数过日子,期盼着早日度过14天的最长潜伏期。据了解,我的许多同学、朋友也一样在数着从武汉离开之后的天数。这段时间我们都特别关注身体状况,一旦有感觉寒冷、头痛等不舒服的情况,心里便会下意识地问自己:是不是感染病毒的早期症状?平常跟朋友聊天时也会开玩笑说,“感觉呼吸困难”“手脚酸痛”“是不是感染了病毒?”虽然我们明知这是玩笑话,却显露出我们此时此刻的心境,那就是对自身健康、安全的高度担忧。我相信,许多人都有着跟我们一样的行为。

之前在生活中很少提及的蝙蝠也备受人们关注,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笔者一位同学讲述,有一天晚上,一只蝙蝠飞进她父母家里,家人进行驱赶。蝙蝠掉进一个水桶之后又飞走了。蝙蝠的“毒王”特性让她和家人倍感焦虑。她们在如何处理那个水桶以及房间是否需要进行消毒的问题上面纠结了许久。(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一场突如其来的肺炎疫情,正在悄悄改变我们的生活……

1月25日,也就是大年初一,江西老家的社区干部打电话给我,询问返乡情况和身体状况。我起初纳闷,我17日回老家时疫情尚较平静,19日就从老家返回了武汉,老家的政府部门是怎么知道我回过家乡呢?旋即一想,现在大数据时代,更何况回家坐高铁都是实名制,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相关部门通过大数据提取分析,自然一览无遗。

当天下午,我们就收到县卫生部门和社区的电话,要求登记相关信息。普通民众缺乏有关肺炎的专业知识,一旦获悉传染病例、死亡病例的数字信息,极容易产生紧张心理。在没有发生疫情的时候,一般人患上感冒或身体产生其他一般症状,可能都不会太在意。但是在疫情发生之后,只要身体稍有异样,便不可避免地会朝着不利方向去想象。因为芸芸众生,大都是凡人,都还没有活明白,或者肩负家庭重任,不可能做到那么地淡定从容。这一点从封城之后若干天之内,武汉各大医院人满为患便可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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